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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战:谈家巷风云

浏览次数: 来源: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日期:2016-07-07 16:20:00

暗战:谈家巷风云

 

在繁华的中山四路上,李占记钟表行的旁边,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叫谈家巷。

不知道它算不算是广州最短的一条巷:站在巷口,小巷的尽头就近在咫尺。又小又窄的巷子里,数来数去也只有两间平房和一幢三层楼房。房屋皆己老去,但是细细端详,有一栋三层的小楼,满面的尘灰色下,精致的窗棂、庄重的大门,隐约透出当年的华美。

这不是一栋平凡的小楼。战争岁月,它是日军重重包围之中我党一个秘密据点——东江纵队交通站。大批参加武装斗争的党员和青年在此中转,无数重要的情报从这里发出……在它平静的面孔下,曾经汹涌着动人心魄的暗潮。

这不是一栋平凡的小楼。在它布满灰尘的角落,充满了难忘的记忆。这里记载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也记载着两个老人相孺以沫的爱情。

暗战

谈家巷2

193810月,日军侵占广州。日本人对广州实行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

广州的地下工作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着。日军刚侵占广州的时候,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1941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的交通被封锁,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此时,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交通往来,传递信息,收集敌伪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四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人广州开展地下斗争,建立联络点、交通站,为抗日游击战争服务。而谈家巷东江纵队交通站就是当时非常重要、且一直安始用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秘密据点。

谈家巷2号,是一栋三层半的小楼。小楼的主人,是一位三代世居加拿大的华侨,名叫钟德祺。他的儿媳妇、现年82岁的曾还老人告诉记者,钟德祺是同盟会会员,旅居国外期间,他就把很大一部分积蓄都捐献给了革命活动。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1924年,钟德祺回到广州,他与几位华侨合资在长堤创办新亚酒店,在东山兴建浸信会医院,以此报效祖国。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谈家巷建了两幢房子,希冀可以在此过一个安稳的晚年。

纷乱的时世却没有给他这一个机会。谈家巷2号,命中注定会有一段更传奇的“人生”。

现今的谈家巷2

 

传单从这里撒出

这要从钟德祺的儿子钟国祥讲起。

钟国祥生于1921年,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广州被日军侵占后,他随校撤离广州,辗转信宜、郁南、韶关等地,继续开展抗日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25月,钟国祥受组织派遣,回广州开展敌后工作。

钟国祥的使命,最终得到钟德祺的全力支持。钟德祺专门腾出房子,给到联络站落脚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使用。

钟国祥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做故衣生意的水客,这只是一种掩护而已。

很快,联络站送出了第一份情报:日军将要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

此后,通过联络站,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游击区。而党的负责同志也利用联络站长期在广州隐蔽,开展工作。1943年初,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从粤北来到广州,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住在钟家。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黄松坚都经常在钟家出人,而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陈翔南、张江明、余美庆、董世杨。钟达明、何君侠等人,也都先后在联络站落脚,以公开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一些秘密会议、地下党组织与东江纵队的接头,也都在联络站进行。

一向寂静的谈家巷,忽然多了这么多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为了消除日本人的疑惑,钟国祥进人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以便与日本人打交道,并从中结交日本商人。军人。父子两人还常常主动与左邻右舍交往,倾谈做故衣生意的“生意经”,附近的日本人也就深信他们是地道的生意人,这一秘密交通站从未受过骚扰。

1944年,中共广东组织为发展和壮大东江纵队,决定派钟国祥赴粤北,将当地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送到部队参加武装斗争。钟国祥在粤北联络了30多人,分批带回广州,安排在自己家里隐蔽,等候部队交通员前来分批转送东江纵队。次年,珠江纵队成立后,也曾以谈家巷2号之一作为秘密交通站。19455月,日军疯狂扫荡五桂山区,企图剿灭珠江纵队。为减少人员伤亡,珠纵决定让一些非武装人员撤出第一线,其中二三十人秘密潜回广州!,隐蔽在谈家巷钟国祥家,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为鼓舞士气,决定在广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散发抗日传单行动,传单由广州地下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陈翔南负责起草,标题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谈家巷2号成为印刷抗日传单的秘密印刷点,共印出传单几千份。晚上9时,广州地下党组织采取统一行动,钟国祥和他读初中的弟弟钟国华、妹妹钟洁娴联络了几个小同学,拿上传单,走到大街小巷,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中,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有的传单就放在高楼栏杆上,任其自行飘落。第二天,广州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告全市同胞书,日本人和伪政府恐慌了,歇斯底里地到处搜捕并撕毁传单,而广州人民却从中看到了党的力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谈家巷2号的主人

谈家巷的故事一度深埋。

战争岁月,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和平年代,当年的暗潮汹涌更加鲜为人知。直到2007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这幢三层的小楼门外,镶嵌上“文物标记”牌,上面写着:“东江纵队在广州建立的交通站旧址,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

站在小楼前,抬头仰望这块身躯单薄的铭牌,82岁的曾还老人说:“有谁知道,这块薄薄的牌子,承载着多少沉甸甸的故事。”

钟国祥

说起自己的丈夫,曾老总是微笑的表情。在她的心里,钟国祥是一位完美的人。他勇敢、聪慧。豁达、善良,爱自己的家人,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

小时候的钟国祥,学习成绩很好,念的是广州的名校——广雅中学(当时叫省立一中),可是在初三这一年,他却面临留级的“厄运”。因为他的操行是“丁等”——1935年,从北平传来了一声怒吼,爱国学生们发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举世震惊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了广州,钟国祥的心中澎湃着高涨的革命激情,他被选为班代表和学校初中部纠察队队长,193619日,他拉响了学校的大钟,全校学生一千多人应声而动,冲出学校,参加广州学生抗日爱国大游行。

那一年,钟国祥15岁。

虽然“操行”让校方头疼不已,统考成绩优异的钟国祥最后还是顺利升上高中。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钟国祥随学校迁到顺德碧江,这时学校已改回原名广雅中学,钟国祥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担任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钟国祥经老师赵元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他18岁。

此时,曾还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正在乱世中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艰难求生,尝尽人间冷暖。

1941年,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小保姆后,曾还进人澳门镜湖医院护士学院学习。当时的澳门,遍地哀鸿,大批从香港撤出来的难民在这里饿死、冻死、病死。每一天,都有运尸车将大批的尸体运到医院。

中共早期党员、著名的医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柯麟是当时医院的院长。他对曾还影响极大。曾还记得,有一天,在医院值班的她,趁着休息的间歇偷偷地看斯诺的《西行漫记》,越看越人迷,忘记了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突然听见身后有响声,转头一看,是柯院长。曾还紧张极了。她还不知道,柯赚本人就是一名地下党员,在澳门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柯腔和蔼地问曾还看这本书有什么感想。曾还回答:“中国有很多好人,所以中国不会亡!”

从那天起,柯湖每周会有一天把曾还叫到办公室,给她一叠医学讲稿,给她开‘小灶”,有意识地培养曾还。曾还说,因为受进步书籍的影响,她一度想休学,上前线去尽一分力。可是柯麟阻止了她,并且要她踏踏实实地学习本领,“等你毕业,我第一个把你送去战场”

1944年,曾还从学院毕业,如愿以偿地到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参加革命。那一年,她也正好18岁。

小楼一夜听风雨 每个角落都有记忆

受过专业训练的曾还当上了小老师,开始培养战地卫生员。在这里,她认识了已经23岁的钟国祥。

钟国祥是从东江纵队派过来的领导。虽然年轻,却有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稳重。曾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最深的印象是他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小领导第一次和她谈话,是问她有没有阅读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再后来,钟国祥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曾还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我现在年纪小,有很多重要的事去做,为什么要找男朋友?”

“大眼睛”笑嘻嘻地说:如果哪一天你想找男朋友,要第一个考虑我啊!

曾还渐渐发现这个“大眼睛”其实并没那么严肃,他脾气很好,而且学识渊博。因为情趣相投,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很多,逐渐走到一起。

1946年,曾还和钟国祥在香港结婚了。那一年,他25岁,她20岁。

在结婚之前,曾还就已经听钟国祥说过谈家巷2号的故事了。

1945年,为保存革命实力,保护地下党工作人员,曾还按照上级指示到了谈家巷东纵交通站。两人结婚之后,曾还还在谈家巷2号生活过好几年。

踩着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楼梯走到三楼,晦暗的光线突然变得明亮。这里是曾还留下最多记忆的地方。曾还回忆:一楼是当时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住的,他通常在那里进行秘密的工作;二楼出租;钟国祥一家则住在三楼。

东边窗户外,郁郁葱葱的大榕树在阳光下摇曳。曾还说,这里当年是永汉公园,日军侵占广州后被日本人占领为神社,而房子西北面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巷口西侧的李占记钟表店,是日本富士洋行占用;东侧则是日本人开的果子店。小楼处在四面被日本人包围的状态下。地下党员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出。

因为交通站安在家里,钟国祥的家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兼职”地下党员。每天早上,钟国祥的妈妈就挎上篮子,借口上街买菜,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确定没有危险后,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就带着黄松坚到惠爱路云来阁茶楼饮早茶,趁机与省临委的梁广接头,以谈生意为名交换情报,研究建立和发展粤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手势都传递着重要信息;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是平安的信号。

钟家老小为交通站倾其所有。谈家巷2号不仅负责掩护来此中转的同志,还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交通费。钟国祥不仅扮演“水客”,他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不少资金。而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当时是新亚酒店的股东之一,也以卖股的方式拿出资金支持儿子。

谈家巷2号的楼梯

 

一生不悔的选择

19489月,交通站暴露了。

钟国祥与曾还在家中被捕,最后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当局做出和谈姿态,释放部分政治犯。钟国祥的父亲趁此机会,以四万港元疏通了审理钟国祥案件的法官马卓南,把钟国祥夫妻保释出来。

自始至终,他们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机密。在被捕关押期间,与他们有联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无一被捕。但是因为这一“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钟国祥和曾还被开除党籍,蒙冤三十年。曾还说,这三十年,比做地下工作时还痛苦。不过,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信念。

她曾经问钟国祥:“我们参加革命时,你想过会这么快就解放吗?”钟国祥说:‘’没有。那时是做好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的。”曾还说:“我再问你,你想过以后当官吗?”钟国祥说:“没有,我是准备流血牺牲的。”曾还说:“我们连命都可以不要,受点委屈算什么?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一样干好工作。”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互相激励:要坚持下去,历史会证明他们的清白。

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他们也从未想过离开祖国。事实上,钟国祥和曾还有亲人在香港,曾还的哥哥曾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名震一时的建筑商,香港柯士甸地王,“正记”公司的老板,香港最大慈善团体东华的元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正手中拥有十五幢大厦,身家过十亿。钟国祥本人是学建筑的,曾正一再劝钟国祥和曾还来香港,但是被谢绝了。

曾还说:“因为这片土地最需要我们。”

1984年,钟国祥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他们两人的党籍也都恢复了。沉冤三十年之后,他们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1983年,黄松坚等多位曾经在这个交通站工作居住的地下党工作者写证明,要求将这屋子还给钟家,1995年,这份曾被贡献出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家业才又正式归还了钟家。

钟国祥于2004年病逝。

他的照片依然在家里的墙上微笑着。那是25岁的他,英俊少年。在他身边,是他21岁的妻子曾还,戴着一副眼镜,微笑着。

曾还说,她从未后悔过这一生做出的选择。如果不是走这条路,她不认识钟国祥,辛苦了一辈子,也幸福了一辈子。

                                     (摘自:红色史迹  撰文:金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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