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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从化县新志》版本和编纂研究

浏览次数: 来源: 日期:2018-02-11 11:21:00

[雍正]《从化县新志》版本和编纂研究

 

提要:[雍正]《从化县新志》是从化历代县志中,时代最近,体例较一致,内容较翔实的志书。本文从文献学和方志学的角度,对[雍正]《从化县新志》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其版本源流,考察其异同,分析其编纂特色,挖掘其史料价值,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研究从化地方史提供佐证。

关键词:[雍正]《从化县新志》;版本;编纂;研究

 

从化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置县。据李默《广东方志要录》,,从化县志的编修,始于明代。至1949年止,曾先后修县志7次,其中明代3次,清代4次。明代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吕天恩修的1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黎民表纂的1部和崇祯七年(1634年)王至章修的1部共3部;清代有康熙元年(1662年)孙绳修的1部(注:康熙四年(1665)刘从雅、康熙六年(1667)骆祚久、康熙十一年(1672)俞嶙、康熙十六年周起凤、康熙十九年贾国楗曾在《孙志》基础上递增修)、康熙三十年(1691年)郭遇熙修的1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梁长吉修的1部和雍正八年(1730年)蔡廷镳修的1部共4部。在从化县历代所修的县志中,现存4部,佚3[1]。据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在现存的4部县志中, [雍正]《从化县新志》共有四个版本,一是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处的清康熙四十九年修,雍正八年续修刻本(下简称“雍正本”;二是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处的清宣统元年(1909年)刻本(下简称“宣统本”);三是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处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铅印本(下简称“民国本”);四是藏于湖北图书馆的抄本。

2005年,笔者有幸参加了《广州大典地方志专辑》的编辑工作,藉这项工作之契机,我得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将这四个版本中除抄本外的各个版本都浏览了一遍,并尝试从文献学和方志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对[雍正]《从化县新志》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其版本源流,考察其异同,分析其编纂特色,挖掘其史料价值。现记下管窥之见,并整理成篇,以求教方家。

一、[雍正]《从化县新志》版本源流

[雍正]《从化县新志》在编纂、增补、续修、修订、重刊的过程中,出现了“雍正本”“宣统本”和“民国本”等多个版本。但是,笔者认为, [雍正] 《从化县新志》虽名为雍正年间编纂,但却是源于[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理由有三:一是[雍正] 《从化县新志》仍沿用[康熙四十九年] 《从化县志》的“凡例”(见图1、图2)。二是两志篇目大致相同(见表1)。三是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 [雍正] 《从化县新志》五卷与[康熙四十九年] 《从化县志》五卷的纂修者均著录为“郭遇熙”;“雍正本”的版本著录为“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修,雍正八年(1730)续修刻本”[2]。三是李默在《广东方志要录》中认为[雍正]《从化县新志》是蔡廷据郭(遇熙)修梁(长吉)增本增修的。[3]

图1(“雍正本”凡例)

图2(“雍正本”凡例)

表1:

[康熙四十九年] 《从化县志》和[雍正] 《从化县新志》篇目对照表

[康熙四十九年] 《从化县志》[4]

[雍正] 《从化县新志》

建置沿革、分野、气候、风俗、疆域、山川、城垣、学校、礼制、庙祀、灾祥、公署、职官、田赋、物产、盐铁、兵防、屯田、屯署、矿山、选举、治行、人物、武功、耆寿、列女、艺文、坟墓、杂纪

卷一:县总图、县城图、学宫图、先农坛图、御书亭图、县署图、关帝庙城隍庙合图、乡约亭图、预备仓图、大魁阁图、演武亭图、忠义祠图、蓝田庙总图、文峰塔总图、书院总图、节孝祠图、水东总图、水西总图、马村总图、流溪总图、建置、分野、气候、风俗、疆域(铺递、墟市附)、山川(津渡、名胜附)、城垣

 

卷二:学校(义学、学租附)、礼制、庙祀、灾祥、公署(亭馆、恤政附)、职官、田赋、物产、盐铁、兵防、屯田屯署、矿山

 

卷三:选举、治行、人物、武功、耆寿、列女、古迹

 

卷四:艺文

 

卷五:艺文、

 

可见,研究[雍正]《从化县新志》的版本源流,应从研究[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开始。

清康熙三十年,朝廷下令修一统志,檄征各省、郡、县志书。时任从化知县郭遇熙认为,县志跟历史著作是性质相同的东西,事实一定要真实,才可使过去经验得以发扬光大,今天和将来得到有益借鉴。它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事情。但因朝廷确定的修志期限极严,因此他只能按照康熙元年孙绳所修的《从化县志》的体例,在其基础上进行补充纂辑,修成《从化县志》并刊刻。[5]

康熙四十九年,朝廷再一次催交县志,时任从化知县梁长吉对郭遇熙于康熙三十年所修的志书进行了增补,改名为《从化县新志》,并利用原板,加刻增补部分,修成梁长吉增补的《从化县新志》,并予以重印。正如梁长吉序所云:“余方下车之初,值部限甚近,不遑更定其间,数载以来,留心编摹,渐有次第,故序论诸篇,不欲复相沿袭,颜曰新志,以别已刻之成书也。”

雍正八年,朝廷要修一统志,向各省征集通志,以备采择。各省地方长官将此事下达到县,要求各县上报地方史料。时任从化知县的蔡廷鏕在县学东廊成立了一个编修局,集中了一批大官、名流,[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的基础上对志书内容进行增补和修订,并在梁长吉版的志板上进行增修补板,修成[雍正] 《从化县新志》。其规模体例,大都按照原来的格局。但其中混乱没条理的,就重新安排次序,散佚不全的就增补有关的内容。如沿革、分野、气候、疆域、山川、城垣、田赋、物产等方面,原都有详实记载,无须再费笔墨。但有些地方,如旧志把茶亭、养济院、漏泽园、书院都列入公署这一类,把坟墓当作古迹等编排不恰当的,就加以订正,使之名实相符,体例合理。[6]

宣统元年,时任从化县知事史允端到任后寻找旧的县志未获,查询原因,知旧板被火烧毁,且保存下来的旧县志也很少。后萧锦洲送了一部给史允端,并建议继续修订。但史允端认为年代久远,搜集资料不容易,如不分类编查,按乡采访,就没有效果。于是先拨款三百hun,设立采访局,把萧锦洲提供的“雍正本”重新刻板、排印,印成“宣统本”,散发到各乡。[7]

民国十八年,李宝祥到从化县主理工作,因“宣统本”日久残缺,遂计划在“宣统本”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并委托从化县教育会常务委员兼县立中学校长萧锦洲负责修订谬误的工作。萧锦洲没有改变县志原有的体例,篇目也没有增删,只对文字错漏,篇幅顺序颠倒等加以更正。同时,因“宣统本”所用旧地图过于简略,遂用陆军测量局新绘的县图取代“宣统本”的“县总图”,并制作《从化县乡村新旧名称一览表》附于后。[8]“民国本”于民国十九年在源源印务馆印,为铅印本。

二、“雍正本”“宣统本”和“民国本”之间的异同

[雍正]《从化县新志》在编纂、增补、续修、刊行、修订、重刊的过程中,出现了“雍正本”“宣统本”和“民国本”等多个版本,各个版本之间各有异同。

(一)篇目基本相同(见表2)。

表2:

“雍正本”“宣统本”和“民国本”篇目表

“雍正本”

“宣统本”

“民国本”

卷一:县总图、县城图、学宫图、先农坛图、御书亭图、县署图、关帝庙城隍庙合图、乡约亭图、预备仓图、大魁阁图、演武亭图、忠义祠图、蓝田庙总图、文峰塔总图、书院总图、节孝祠图、水东总图、水西总图、马村总图、流溪总图、建置、分野、气候、风俗、疆域(铺递、墟市附)、山川(津渡、名胜附)、城垣

卷一:县总图、县城图、学宫图、先农坛图、御书亭图、县署图、关帝庙城隍庙合图、乡约亭图、预备仓图、大魁阁图、演武亭图、忠义祠图、蓝田庙总图、文峰塔总图、书院总图、节孝祠图、水东总图、水西总图、马村总图、流溪总图、建置、分野、气候、风俗、疆域(铺递、墟市附)、山川(津渡、名胜附)、城垣

县总图、县城图、学宫图、先农坛图、御书亭图、县署图、关帝庙城隍庙合图、乡约亭图、预备仓图、大魁阁图、演武亭图、忠义祠图、蓝田庙总图、文峰塔总图、书院总图、节孝祠图、水东总图、水西总图、马村总图、流溪总图、建置沿革、分野、气候、风俗、疆域(铺递、墟市附)、山川(津渡、名胜附)、城垣、学校(义学、学租附)、礼制、庙祀、灾祥、公署(亭馆、恤政附)、职官、田赋、物产、盐铁、兵防、屯田屯署、矿山、选举、治行、人物、武功、耆寿、列女、古迹、艺文、坟墓、杂纪

卷二:学校(义学、学租附)、礼制、庙祀、灾祥、公署(亭馆、恤政附)、职官、田赋、物产、盐铁、兵防、屯田屯署、矿山

卷二:学校(义学、学租附)、礼制、庙祀、灾祥、公署(亭馆、恤政附)、职官、田赋、物产、盐铁、兵防、屯田屯署、矿山

 

卷三:选举、治行、人物、武功、耆寿、列女、古迹

卷三:选举、治行、人物、武功、耆寿、列女、古迹

 

卷四:艺文

卷四:艺文

 

卷五:艺文、坟墓、杂纪

卷五:艺文、坟墓、杂纪

 

 

从表2可看出,[雍正]《从化县新志》的三个版本中,除“雍正本”“宣统本”分卷,而“民国本”不分卷,以及“雍正本”“宣统本”卷一 “建置”,而“民国本”是“建置沿革”两个不同之处外,篇目基本相同。究其原因,可从“宣统本”和“民国本”的编修者的序中找出。“宣统本”的编修者史允端(清宣统元年从化知县)在《重印从化县志引》中提到,“将旧志排印一百部,散给各乡,以便按类搜罗,俾采访者有所遵依。”“民国本”的编修者李宝祥(民国时从化县县长)在《重印从化县志序》中提到“所有原书编次,悉仍其旧”。可见,“宣统本”和“民国本”旨在对“雍正本”进行补充、修订,不是另起炉灶重修,因此,[雍正]《从化县新志》三个版本的篇目并无大的改变。

(二)内容有所增删(见表3)

表3:

“雍正本”“宣统本”和“民国本”内容差异表

 

编号

位置

“雍正本”

“宣统本”

“民国本”

1

蔡廷鏕

“雍正本”相比,增加了“史允端”和“黄禹襄”序

与“宣统本”相比,增加了“李宝祥”“萧锦洲”“黄汉焕”序

2

“民国本”p36《疆域流溪堡志》后

 

 

增加了《疆域铺递志》

“民国本”p69《重建蓝田大士庵记》后

 

 

增加了《旧志庙祀论》

“雍正本”卷三p30

《治行志下》后

《旧志治行论》

 

“雍正本”卷四p69

《从化县创建乡约亭碑记》后

《县令题名记》

 

“民国本"p276《增修县志跋》后

 

 

增加了《翻印县志跋》《从化县第一区乡村新旧名称一览表》(1-20区)、《邑人议决续修县志纪实》《从化县志勘误表》

 

从表3可看出,[雍正]《从化县新志》的三个版本中,内容大致相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序”部分,各个版本的“序”随着编纂人员的变动而有所增加,如由史允端重印的“宣统本”比“雍正本”增加了“史允端序”和“黄禹襄序”;由李宝祥重刊的“民国本”又比“雍正本”增加了“李宝祥序”“萧锦洲序”和“黄汉焕序”。二是正文部分,“雍正本”比“民国本”多出了《旧志治行论》和《县令题名记》两部分内容,“民国本”比“雍正本”多出《疆域铺递志》和《旧志庙祀论》两部分内容;三是附录部分,“民国本”比“雍正本”多出了《翻印县志跋》《从化县第一区乡村新旧名称一览表》(1-20区)、《邑人议决续修县志纪实》《从化县志勘误表》等四个部分的内容。笔者认为,《旧志治行论》作为“治行”的组成部分,而“民国本”没有这部分内容,肯定是刊刻时漏了,原因很有可能是在“宣统本”重刻时就漏刻了,而“民国本”是根据“宣统本”重刊的,所以也漏了。

(三)文字上有差异(见表4)

表4:

“雍正本”“宣统本”和“民国本”文字差异表(卷一)

 

位置(“雍正本”)

“雍正本”

“宣统本”

“民国本”

凡例

详明

司明

分明

省览

省览

卷一p6

芹芷

兰芷

青山

拱翠

掑翠

挹翠

映朱

映未

映未

盛事谷

盛事

盛事

卷一p10

具民

其民

其民

卷一p16

池一

池肄

四郊

河郊

河郊

峥峥

(虫争)

(虫争)

春耕

春耕

安环

安坏

安佛

撼山

感山

撼山

(不清)

河岳

跃于

跃于

跃呜呼

卷一p19

间引

问引

间引

忻慕

忻泰

忻洽

亭下

卷一p21

变迩

变幻

卷一p30

独称

独稍

独居

 

从表4可看出,[雍正]《从化县新志》三个版本的文字有较大差异。表5只是列举了“凡例”和“卷一地图部分”,就出现21个不同点,甚至同一页,如卷一p16,在只有240多字的文章中就有8处不同点。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宣统本”和“民国本”都是重新刻版的,有所错漏在所难免;二是每次重印和修订所用的时间都不多,如萧锦洲只用十天就完成了“民国本”的修订工作[9],没有时间做细致的校勘和调查工作,存在校核不清的问题也在所难免;三是与修订者的个人水平有关。“民国本”是由萧锦洲一个人修订的,他的个人水平、对前志的理解以及对从化地情的了解都决定的他的修订是否准确。因此,到底哪个版本的文字是正确的,只能由读者自己研究确定。笔者认为,由于“宣统本”是未经过修订而重新刻板翻印,从理论上说,文字应与“雍正本”完全相同,出现不同的原因只是由于刻板错漏,因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和《广州大典》都影印出版了“雍正本”和“民国本”,读者只需对比研究“雍正本”和“民国本”的文字即可。

(四)部分内容的位置有所不同(见表5)。

表5:

“雍正本”和“民国本”位置差异表

内容

位置1(“雍正本”)

位置2(“民国本”)

《灾祥志引》

卷二p33《灾祥志上》前

p21从化各志叙说》前

《山川志上》(“民国本”为《山川志引》

卷一p76《山川志引》后

p42《旧志疆域论》后

《旧志艺文论》

卷五p74《文峰塔燃灯词》后

p270艺文《书院荔荷》后

 

从表5可看出,“雍正本”和“民国本”部分内容的位置有所差异。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刊刻错误。如《灾祥志引》本应放在“灾祥”但“民国本”把它单独放在“建置沿革”,且与“灾祥”的其他内容分开,显然是刊刻错误。二是修订者的错误调整。如“民国本”有两个《山川志引》,其实是修订者将《山川志上》错改为《山川志引》(据笔者考证,开头为“郭遇熙曰”的是《山川志引》,开头为“从邑虽瓜分于禺山”的是《山川志上》),并将它调整到真正的《山川志引》前,显然是调整错误。三是修订者主动调序。如《旧志艺文论》作为“论”,一般放在所在资料的最后,而“雍正本”在《旧志艺文论》后还有《水口河灯》和《书院荔荷》两首词,显然结构顺序不对。对此,“民国本”作了调整,将《旧志艺文论》放在《书院荔荷》后。

三、[雍正]《从化县新志》的编纂特色

(一)由地方行政长官亲自编纂县志。

清代修志,一般由地方长官领衔主修,聘请当地学士名流主纂。“至于修志系奉旨盛典,一切用费自应于各该地方设法”[10]但是,有些地方,如从化乃贫瘠之地,地方政府和百姓并不富裕,难以筹措到充足的修志资金。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郭遇熙任从化知县,“余不佞奉天子命来莅兹邑,下车之先十日,洪水泛滥,城之内外、学宫庙宇以及民庐坊舍,尽付东流。时即有志文献,而民命隐忧,检灾图赈,夙夜不遑。[11]为了完成朝廷部署的修志任务又不扰民,郭遇熙只能利用工作之余,亲自收集资料,编纂《从化县志》。他在“凡例”中称,“修辑志乘,例当广延耆硕,开局授餐,动经岁月。余以从阳凋瘵之余,不敢重烦民力,故篝灯午夜,独任其成。”[12]今虽稍稍补葺而已,十不及二三矣,欲寻古迹而问往事,其故老无复存者,流风遗韵,孰从而识之?矧余受事两载,上宪不以余为不才,既委中宿,旋摄东官,是奔走往来之日多,而优游陬咨之日少也。间有一二传闻,考订未确,疑信相半,奚敢遽笔典籍以贻荒唐羞?兹承宪檄频颁,现在征求遗乘,博搜残编,用光盛典。然志犹史也,必比事属辞,乃可据而直书,以昭往哲而鉴来兹,匪朝伊夕矣。今以部(根)限森严,乃错综旧志,附以余迩来之补葺学宫、庙宇杂记于末,非以云志也,聊以为异日修志之征信云尔。[13]

(二)全志有述有论,增强了志书的学术性。

传统方志大都是“述而不论()”。但是,在 [雍正]《从化县新志》 29分志中,志前有郭氏引论25 , 志后有论者16 与众多敷衍名教之义的序文不同,郭氏引论高屋建瓴,讲明此纲事类的由来,为何入志、如何入志、有何可用。而志后的论述,是对资料的诠释与升华,为郭氏总结规律寄寓政思之所在,言近旨远。这样一来,每志呈总分总的严谨的“引”“论”结构,论述之言于首尾照应,中间的资料部分成为论据之用,兼顾了资料性和著述性,增强了志书的学术性。以《职官志》为例。

1

 

2

3

4

1和图2为《职官志引》,图3为《职官志上》,图4为《旧志职官论》。图1、图2、图3和图4构成了《职官志》的基本结构。《职官志引》中,“夫有一官,则有一官之职;司一职,宜尽一职之事。社稷人民之谓何?”阐述了做官的职责;“按宏治设官以来,曰知县、曰典史、曰巡检,曰教谕,曰训导,此文职之见存者也……”介绍了职官的类别;“清知县十有二人,而孙绳为其首……” 指出了各职官类别的突出人物;“故于前志之美刺互见者,悉仍其旧,亦藉以为鉴戒焉尔。”则对志书的入志内容和编纂方法作了规定。《职官志上》按职官类别介绍了明代到清代从化官员的情况;《旧志职官论》论述了国家设立各类官员的原因,阐述了为官之道。这三个部分内容,有述有论,“引”和“论”进一步深化了资料的意义,为读者轻松把握资料中隐含的规律提供了方便。

(三)艺文志所占篇幅较大。

传统方志非常重视艺文志。艺文志是记人说的话,即其人之诗文著作,它反映了一个地区某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反映了某个地区在断限内的各个时期艺文发展的动向,是这一地区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这一地区人才状况的具体体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雍正]《从化县新志》的艺文志篇幅较大,约占全志的38%。在前志([康熙元年] 《从化县志》)“艺文志”部分已佚的情况下,[雍正]《从化县新志》的“艺文志”是现存从化旧志中唯一留存的“艺文志”。在[雍正]《从化县新志》五卷中,“艺文志”占了两卷(卷四、卷五),前有《艺文志引》,介绍了入志最早的文献是明朝嘉靖年间侍御黎贯的《两广举行雕剿法疏》,并介绍“其余诗文,凡有关于邑中利弊,及为山川增重者,则备录之。”[14];中间《艺文志》收录了146篇诗文,包括疏、记、碑记、序、文、赋、诗、词等体裁;后有《旧志艺文论》,阐述地方志中各种体裁的诗文所记述的内容,“志非为文也,然舍文则朴焉而已,是故献纳以疏,建置以记,诒赠以序,警德以箴铭,山川以品列,亭榭以讽咏,风俗以歌谣,一邑之故实灿然备矣。[15]同时,也阐述了编纂”艺文志的目的,“从化辟自(宏)弘治,盖文明之会也,旧俗敦朴,鲜斧藻之习。设治以来,金马玉堂之士,操觚弄翰,彪列手艺林矣。非有作者,其孰能导之?予撮其典要著之于篇,俾观者斐然有述作之志,则斯志盖不为无所助云。[16]《艺文志引》《艺文志》和《旧志艺文论》构成了完整的“艺文志”,资料丰富,论述精辟。

(四)入志地图较前志有大幅的增加。

在地方志的发展史中,地图一直都是志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康熙元年]《从化县志》只有1幅县治图相比,[雍正]《从化县新志》有20幅地图,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内容更加丰富了,包括县治图、县城图、学宫图、先农坛图、御书亭图、县署图、关帝庙城隍庙合图、乡约亭图、预备仓图、大魁阁图、演武亭图、忠义祠图、蓝田庙总图、文峰塔总图、书院总图、节孝祠图、水东总图、水西总图、马村总图、流溪总图等。但是,受当时绘制手段的掣肘,入志地图多为无数字意义的山水画法示意图,着意突出的是礼制布局、景观意境等,在具体方位、比例上只是大概,而非写实(见图5)。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修订有所改善。“民国本”将“县总图”改用陆军测量局新绘的县图。而运用西方现代绘图技术所绘制的“县总图”(见图6)甚为详细,山脉河流、池塘禾田、墟市、城市村庄、公路、县界区界等,均清晰明了,山名水名及村名寺名等,均有标明,使入志地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5

 

6

 

四、[雍正]《从化县新志》的史料价值

    [雍正]《从化县新志》比较全面、真实地记录了从化的风土、人情、大事等,史实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

(一)记录了从化温泉和从化荔枝的情况。

从化温泉和荔枝闻名天下,《山川志中》“又汤泉二,一在县之北四十里苹石迳溪旁;一在县之东北九十里黄纛嶂下,其出如汤沸,可熟生物,有硫磺之气也,噫,亦异矣。[17]记录了从化温泉的位置、特点等情况;《物产志下》“果之属,有梅,有桃,有李,有枣,有柿,有荔枝。荔有数种,以核小而夏至后熟者为佳。[18]记录了从化荔枝的情况。

(二)记录了从化流溪河的源流情况。

《山川志中》“从化夹处万山之中,涧溪急湍处处有之,不过分支派流,回环而汇注者遂成大川焉。其始于流溪一水,去城二百余里,源出于五指山下,潺湲数十里为黄龙石太,又五十里为惊滩,水中有石,多触行舟,又六十里为草石(迳),两岸怪石相啮,水激怒涛,舵工蹙额焉。又有所谓石榴花带水者,山多野石榴,每花盛开,夹水相映。流溪受之为巨津,遂四十里,而奔于县前之五里滩,名为水口。水之自西而来者为犁塘水,水有二源,皆在风门岭下,一出于新开峒,由龙潭而至;一出于小坑,会于石磕,又绕豸角岭至此,而始于流溪水合焉。水之自东南来者为曲江水,水亦有二,一源于中心山,一源于槩峒,俱在县之东五十里也。又一源于蓝粪山,为白芒潭,纡折五十里,与中心槩峒水会,又奔注十余里,乃与流溪水合焉。纳三水而汇为一(涯)溪”记录了流溪河是由黄龙石太、犁塘水和曲江水三江之水汇合而成的情况。

 ()记录了从化一些稀有的现象。

如今从化已无老虎,但在明代,从化曾发生过虎患。《灾祥志上》 “万历二十一年春三月,有虎患。从处万山中,虎患常事耳,何以书?以乡民遭噬者,百余之多。知县罗文灿为文祷于神而驱之也,书之乃贤贤侯之诚格也。”[19],记录了明万历二十一年春从化曾发生虎患,有100多人被咬的事实。此外,从化“兼以四时恒燠,绝无霜雪。[20],但据《灾祥志上》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至清康熙三十年间从化曾下三次雪,第一次是“明朝万历四十六冬十二月,下雪三天。当时封冻阴闭很冷,雪在白天下得象珠子般大,第二天下得象鹅毛,六日到八日才停止。山谷之中,山峰被雪封住了,象白玉那样直立在那里,树木也象白玉似的挺立着。[21];第二次是“崇(正)祯七年春正月,大雨雪。四日至十日不止,山谷有积者。[22];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九年冬十一月,霜雪降。[23]

(四)记录了从化古代“八景”

  古代从化比较落后,名胜不多,但《山川志下》“旧志所载,其景有八,曰风门仙迹、曰龙潭灵应、曰鹧鹋返照、曰梵刹晨钟、曰云台捧曰、曰五指凌云、曰百丈飞泉、曰鼓楼济渡。余意天下志书纪景必限以八,从无增减者,剿习故也。从化名胜最少,而景实寥寥焉,惟风门、五指、百丈,差强人意,今妄增六景,聊以补偏也。其一曰豸岭塔影,次二曰观音崖洞者,志缺也;次三曰蓝田春耕;次四曰魁阁秋月者,志时也;次五曰荷亭荔色;次六曰榕根驾虹者,志眼前小景也。料后之游览君子,应自得其佳趣耳。”将从化的美景记录下来了。

   (五)记录了从化明代城墙的情况。

  《城垣志引》中从化城四门,而塞其一,盖以正西风门岭俯瞰城中,明季为冠所必攻之地,备不虞也。[24]记录了明代从化县城就有城墙的情况;《城垣志上》 中“从化之城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基过之,周回五百八十丈。下视其濠阔一丈六尺,深八尺,周回如城之广云。弘治十二年,知县林晏请于巡抚邓公廷瓒、巡按曾公昂,委官以司板筑,至今识其名,则有通判黄节、断事戴琚若两人。皆甃以砖石,为门者四,建楼于其上。东日迎曦,西日镇远,南日承薰,今更为来薰,北日拱极,今易以拱辰。为警铺者十有六,为雉堞者九百二十有四,而城始基之矣。迨其后正德五年,又委官以修城,则有德庆州同刘潮本学训导黎泰若两人。又其后嘉靖五年,复委官以修城,则有知县傅举委典史陈纪若)两人,此城之再造也。若夫改雉堞而为平头者,知县何东周,万历二年事也。旋复平头如梅花旧堞者,知县袁士锐,万历十九年事也。至三十四年,而沈顺臣有修城墙之役。天启四年而张得春有修城楼之举,皆稍稍补葺,无足纪者。惟崇正四年,城之东、城之北两路崩裂,睥睨几于废坠,而工作大兴,凡楼橹、铺舍、雉堞焕然一新者,至今颂王令至章之功于不衰。[25]记录了明代城墙的具体情况及历代修整的情况。

   (六)记录了“上灯”“从化猫头狮”“醒狮”等从化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情况。

“上灯习俗”是从化有特色的民俗活动之一。《艺文》郭遇熙诗《水口放灯词》“击渔舟,响箫鼓,放河灯,爆竹声,两岸轰轰。儿童士女,桃红柳绿映飞萤,缁衣羽士,云璈发,齐送莲红。绛纱飘,涛流涌,星明灭,炬盈盈。火龙跃,十里光明,随波上下,恍如鲛子抱珠琼。少焉月出,东风起,一片花城。”描述了从化在新春元宵节在文峰塔举行放花灯,在流溪河放河灯的花灯节盛况。李梦元诗《天妃宫放鳌山灯歌》“绮罗十里到江湄,笙管东南彻夜吹。只见彩楼凝雾紫,峨峨鳌岳擎天起。楼台装点百花鲜,交枝疏密起还眠。宝炬齐燃光闪闪,照彻天边星几点。昔年金凫响参差,不及鳌山千缕丝。鳌山景色时时换,荡漾霁光凌碧汉。疑是蜃楼驾海来,变幻无端不可猜。又疑逼近蓬莱岛,五云深处添新藻。从阳士女薄嬉游,今日翻为灯月留,太平胜事春如许,行行彩队江之诸,君不见更有银花烂(熳)漫红,影翻海底潜虬龙!”反映了元宵时节从化热闹的赛花灯场景。《风俗志上》“在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土牛于东郊,里市饰百戏及狮象之类。[26]记录了从化人在春节期间舞狮(猫头狮和醒狮)的情况。

 

结语

[雍正]《从化县新志》诞生在饱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康熙三十年,至民国十九年,在200多年中,历经梁长吉增补、蔡廷镳续修、史允端重印、萧锦洲修订等四次补充修订,是从化历代县志中,时代最近,体例较一致,内容较翔实的志书,它记录了从化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具有长久生命力和历史价值的。但是,受时代的局限,该志也有明显的忠君、烈女、迷信、愚民等封建意识。从化一些有特色的事物,如 “掷彩门”等富有从化特色的内容并未收录入志。但是,地方志是地情资料一座掘之不尽的矿藏,则是毫无疑问的。

 

作者:

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黄敏华

广州市下塘西路447 邮编510091

13660188849



[1] 黄敏华:《古代广州府属府、州、县志版本及存佚考》

 

[2]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675页,中华书局,1985年1月

[3]李默:《广东方志要录》52页,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4]李默:《广东方志要录》52页,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5] 郭遇熙:《重修从化县志序》

[6] 张经纶: 《增修县志跋》

[7] 史允端: 《重印从化县志引》

[8] 萧锦洲:《第三次重刊从化县志序文》

[9]萧锦洲:《第三次重刊从化县志序文》

[10]李默: 《广东方志发展史略》,《广东社会科学》1986 年第1 期。

[11] 郭遇熙:《重修从化县志序》

[12]郭遇熙:[雍正]《从化县新志》之《凡例》

[13]郭遇熙:《重修从化县志序》

[14]郭遇熙:[雍正]《从化县新志》(雍正本)卷四“艺文上”《艺文志引》,1页

[15]郭遇熙:[雍正]《从化县新志》(雍正本)卷五“艺文下”《旧志艺文论》,74

[16]郭遇熙:[雍正]《从化县新志》(雍正本)卷五“艺文下”《旧志艺文论》,74

[17] 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山川志中》,46

[18]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物产志下》,102

[19]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灾祥志上》,70页

[20]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气候志引》,24页

[21]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灾祥志上》,71页

[22]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灾祥志上》,72页

[23]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灾祥志下》,74页

[24]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城垣志引》,48页

[25]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城垣志上》,48-49明页

[26]郭遇熙:[雍正] 《从化县新志》(民国本),《风俗志上》,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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